蒙城，位于淮北平原的中南部，属于华北平原与江淮丘陵的过渡地带，其西部和南部与河南省接壤，东北部与山东省的鲁西南地区相邻，东部靠江苏省的苏北地区，为苏鲁豫皖四省的临界地带。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属于温暖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具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热资源丰富，雨量适中的特点，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区域。而这块美丽富饶的地区，在七十年代以前对考古工作来说，还是一块未曾开发的处女地，埋藏在这里的文物古迹却久久不为人知。

　　七十年代中叶，文物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从此，考古工作者的足迹便踏上了这块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的土地，尉迟寺遗址从此被发现。

　　“尉迟寺”与尉迟寺遗址没有内在的联系，因为，在遗址的中心，六十年代以前曾有一座宏伟的寺庙建筑，相传后人是为纪念唐代人将军尉迟敬德在此屯兵打仗，不扰乱百姓、又连连胜仗而建，“尉迟寺”由此而得名。如今，曾辉煌一时的唐式建筑己荡然无存，只留下几块柱础石诉说着当年的沧桑。

　　除不知，就在这处占老建筑的下面，却埋藏着已有5000年之久的宏伟的原始聚落遗存，同时，刀耕火种的农耕生活也被深深地埋在地底。

　　当时，现存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尉迟寺遗址虽然立上了县级保护标忐，但由于遗址中心呈一崮堆堆积，周围十余座砖窑并没有因立有标志使遗址得到保护，几年的功夫，烧砖取土就像蚕吃桑叶一样使崮堆遭受着摧残而形成了残崖断璧，由于当地文物部门及时发现，才使遗址得到了应有的保护。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安徽队，致力于黄淮地区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在蹋入黄淮人地的同时，又多次光临尉迟寺并进行了试掘，从而确定这是一处属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址。

　　泥土遮盖一切，也呈现一切，经过七个年头九个季度的大规模发掘获得了累累硕果。在1989年一1995年问，尉迟寺遗址曾揭露山大汶口文化墓葬217座，灰坑149座，成排成组的大型红烧土排房41间，更重要的是，在聚落周围，还有一个南北跨度240米、东西跨度220米、宽25--30米、深4．5米的人型围壕把聚落团团围住，形成了一个非常严谨的聚落共同体。

　　经过几年的发掘，这处埋藏了5000年的聚落遗存终于在考古工作者的手下破土而出，成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一重要资料，不仅弥补了人汶口文化几十年来缺少完整聚落的空白，而且还确立了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成果连连轰动学术界，古建专家喻为一块宝地，可与“金矿”譬美。

尉迟寺大汶口人的由来

　　在距今5000年以前，人汶口文化首先在山东泰安一带发展壮大，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氏族成员的人数也在随之巨增，原来，现有的地理空间已经不能齐纳人汶口人生存的需要，便逐渐向周边扩散。目前所知,大汶口文化在整个山东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并且北到辽东半岛，南到苏北，西到豫东，西南便到了今天的黄淮地区，形成了跨越若干省份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

　　当一部分大汶口人来到皖北地区时，便认为这里的地理条件、自然气候更适合人们的居住和生产活动，从此，便在当地人兴土木，建造自己的家园，并发展创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原始文化。尉迟寺一带也就住下了第一批“东夷客人”。大汶口人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此发展了三至五百年，创造了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文化内容，今天，被学术界公认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就是尉迟寺大汶口人在发展悠久的历史文化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尉迟寺一带原是湖泊河流纵横，森林草原相间的好地方

　　5000年前的尉迟寺一带，具有优越的生态环境，可以说是河流湖泊相连，水生植物茂盛。这主要得益于十余种野生动物骨骼的发现。从一些野生动物的生态特征来看，田螺、生息在水草茂盛的湖泊、河流、河沟及稻田里。蚌，则多在泥底或泥沙底的水流较急或较缓的湖泊及其相通的河流里，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蚌刀、蚌铲、蚌镰等蚌制工具，这种蚌器平面直径一般在10公分，大的可到20公分。如此大的水生动物在小的河流或小面积的水域中是无法存在的。虎，生存在密林深处。梅花鹿，生活在乎原、山地的林间灌木丛中。麖鹿，喜欢具有温暖湿润气候的平原、沼泽和水域地区。獐，生活在沿江潮湿地、苔草地、芦苇地中。根据野生动物的生态特征，尉迟寺遗址所处的环境，是非常优越的。

　　说到尉迟寺一带有人面积的森林，除证明虎这种野生动物以森林作为生存环境外，还主要依据于大型红烧土排房的建造。红烧土排房的建造是需要大量木材的，第一，在每一间房子的主墙和隔墒中，都有密集的木柱，形成所谓的“木骨泥墙”。第二，房子建成后需要大量的木材进行焙烧。日前所知，尉迟寺遗址有上百间木骨泥墒的房屋建筑，所用木材量不言而喻。所以，大量的木材只有森林才能提供，另外，还有大面积的草原牧场，给人们提供饲养家畜的场所、当时的饲养业非常发达，其中，家猪的饲养在动物骨骼中占到51%。其中2岁以下的猪占全部猪骨的85％，看来养猪还是以食肉为主。狗占5%，黄牛的饲养已占到0.7%。同时，还有可耕的农田，以供人们对农作物的栽培。所以，当时的尉迟寺一带给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生活资源，才使得我们的祖先能在此安家落户，大兴土木。

居住篇 遗址中的豪华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一块不朽的丰碑

　　自从大汶口人落户于尉迟寺一带后，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在建造白己美好的家园，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建造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型红烧土排房，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只有划时代的意义。

　　红烧土排房的建造，具有独特的工艺和建造方法。先在地面挖出一个浅穴，四周挖出沟槽，在沟槽中载上密集的木柱，直至捆绑成一个房子模样的框架，然后在框架两边抹泥直至把墙体的厚度抹到50公分，凉干后进行焙烧，最后把房子烧成一个坚实的硬壳，形成一个及保温又防潮的良好的居住空间。

　　房子都是以单间独立，无套间发现，又以两间、四间、五间、六间组成一排，形成一个布局严谨，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聚落整体。房于多呈东南——西北向，门道多向西南，古建专家认为，这是一天采光最好的方位，也是古人所崇拜的“昃”位。而东北——两南向的房子，门道多向东南或丙北，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活单元。每间房子的面积大小不等，一般在10平方米左右，最大可达20多平方米。一般大间房子设两门，小间房子设一门，而每间房子的止中间偏后处，都有一个1米见方的方形土台，高出居住面2厘米，与居住面和墙面抹成一个整体。该灶台有的与后墙相连，便在前两角立有两根木柱：灶台与后墙分开的便在四角立上木柱，这种木柱直通房顶，一是起到支撑房顶的作用，二是在方土台周闱还设有一道矮墙，起到烧火做饭时挡火的作用。

　　墙体烧烤的非常坚硬，居住面加工的十分光滑，有的与现代的水泥面近似。有的墙体表面还涂有均匀的白灰面或红色涂料，通过采用发射光普法对红色涂料进行了定性分析，其主要成分为大量的硅和铁，并有一定的钠，同时掺入了石灰，为天然的红色十质涂料，说明在距今5000年之时，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对居住空间的装饰。

　　当时的社会性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家庭组织结构属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所以住房也是以个体家庭为生活单位的居住形式。大家住在一个氏族部落中，同属氏族部落酋长的领导，过着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

　　走进原始村落，使我们看到房子的建造方法，房子内的出土器物，都没有明显的时间差，这说明，如此大的聚落，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统一规划、精心设计而营建起来的。今天，我们虽然看到的只是房子的居住面和倒塌后的墙体，但当时共建家园的繁忙场面似乎又把我们带到了5000年前，从而使我们失去了时空的距离感，仿佛还能感受到先民们的体温。也许由于地震、洪水、瘟疫或战争，使这批房子的主人集体撤离而造成一次性毁坏，这对原始人来说是不幸的事，但留给我们的却是完整的实物资料。

饮食篇 五千年前的祖先就已经吃上了大米和小米，喝上了美酒

　　通过考古发掘得知，在距今5000千年前后的尉迟寺一带，就已经普遍种植大米和小米了，因为在遗址中发现了两种农作物的硅酸体实体。在红烧土房基倒塌的墙体土块中，有的可以清晰的看到用稻壳、稻草作草拌泥的现象，同时，通过孢粉分析和灰象法，也证实了以上农作物的存在，有的用肉眼既能看到粟(小米)的碳化颗粒。

　　一般认为，大米是南方的特产，是一种喜水的农作物，而小米则是北方的特产，属于旱地农作物。为什么在尉迟寺遗址能够同时存在具有南北两方特点的农作物呢?这应该与地理条件紧密相连。众所周知，黄淮地区是我国南北两方的自然分界线，今天，仍然有人还把这一地区称为南方的北方或北方的南方，可见，尉迟寺遗址一带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气候条件，既适合喜水农作物的生长，也可从事旱地农作物的栽培，使原始农业在这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另外，由于这一地区是我国南北两方的分界线，与南北文化相互交融而在此形成交汇也有密切关系。

　　我们知道，稻作文化在我国南方地区起源很早，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彭头山文化中，发现在陶十中掺有大量稻壳、稻谷和其他有机物。从这一现象来看，表明华南地区当时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己知最早的稻作农业遗迹之一。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碳十四年代距今7500多年，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河姆渡文化的稻谷遗存为世界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实物之一。除发现了稻谷的碳化实体外，通常也在陶胎中发现有稻壳、茎、叶的羼和料，并在陶器上刻划着稻穗纹图案。

　　北方地区，在黄河流域较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都普遍发现了粟类农作物遗存，黄河上游的大地湾文化，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等，都发现了粟类作物，说明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旱地作物已在黄河流域被人类所栽培。当这两种农作物分别在南北两方兴起之后，便逐渐向四周传播，也就是说，北方粟类作物向南方传插，南方稻作农业同时向北方传播，正好在我国南北两方的分界线黄淮地区形成交汇。所以，尉迟寺遗址的农业文化既有地理条件的优势，又有文化传播的因素。

　　尉迟寺人的饮食文化非常发达，生活用具中的器皿种类齐全，鼎、豆、壶、罐、盘、碗、甑、鬶、盉、匜、甗、瓶、器盖、缸、尊、高柄杯、筒形杯、钵、长颈壶、短颈壶、陶箅子等等，含括了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可以说，从蒸煮、烹饪到盛食、储存，都是配套出现。特别是?、陶?子、器盖的配套使用，使当时原始人的饮食生活丰富多彩。

　　陶鼎，是生活用具中最多的一种器物，上部呈半球形，下附三个足，实际上就是一件三条腿的锅，放在地上，底部形成一定的空间，便于直接烧火，是一种常用的炊具。

　　陶甗，形状特别，似乎由一个三足鼎与罐合成，中间呈亚腰状，口部放上器盖，组成一个配套形生活器具。这种器物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易见到，而在原始人的生活中却是一件既先进又实用的“电焊煲”，中间的亚腰处，正是放陶箅子的地方，下部盛水，是一件既能蒸馍又能烧稀饭的先进炊器。

　　陶鬶，是大汶口人常用的器皿，下部三个空心袋状足呈三足鼎立，烧火时受热面广，被人们称作“热得快”。这种器物制造独特，造型优美，既是一件生活实用器，又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

　　背水壶，是大汶口人在尉迟寺一种新的发明，也是尉迟寺类型中的典型器物之一。整体形状像个啤酒瓶，小口，长颈，斜折肩，肩部一侧圆弧，一侧扁平，两侧饰一对半圆形耳，以便穿系绳索。这是人们山外打猎、采集或耕种时带水的水壶。

　　陶豆，是原始人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菜盘，上部呈一盘形，中部为高柄，下部为喇叭口底座，如今汉字中的豆字，即是由该器形演变而米。经过数千年的演化，像豆、鬻、盉、匜、甗等陶器，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见踪影。

　　各种各样的酒杯，似乎把我们带到了酒文化的发源地。酒杯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但多数酒杯与今天的同类器相比，5000年的发展沿用只是质料的不同，没有形状的区别。这种器物的大量山土，一方面说明当时人类可以用剩余的粮食来酿造美酒，也可以说明中国酒文化的发展由来已久。

　　看到件件器物摆在我们面前时，仿佛5000年前的原始生活还在延续。

穿戴篇 尉迟寺人发明了腰机织布，赤身露体的进代一去不复返了

　　尉迟寺遗址，在山十的陶质制品中，陶纺轮的数量非常可观，它不但多于其它生产工具的数量，而且造型、花纹装饰都非常精制。这种器形呈圆形，直径约4、5厘米的陶制品，就是当时大汶口人发明、使用的纺织工具一陶纺轮。白天男人们出去打猎、采集、耕种，女人们则在家纺线、织布，真正过着男耕女织的原始生活。从纺轮的数量来看，当时的纺织业已经相当发达，可以把含有棉质品、麻质品的纤维植物捻成线，织出最原始的布来。可见，当时的人们并不是仅穿树叶或围裹兽皮以御寒冬了。但遗憾的是，类似于棉质品、 麻质品的纤维植物不容易保存下来，而保存下来的只是那些不易腐烂的物体一陶纺轮。

　　在发展衣着的同时，人们也在美化白己，他们已能用吃剩下的蚌壳磨制出精美的蚌饰，用玉石磨制出精美的玉坠，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审美意识上的发展。

行走篇 尉迟寺人为生存而奔波，留下的只是没有腐烂的证据

　　早在5000年前，大汶口人就不远千里从山东跋山涉水来到尉迟寺，在此安营扎寨，生息繁衍。在尉迟寺定居以后，除了建造白己的家园以外，还要从事农耕、采集和渔猎。当时的农业已经非常发达，人工栽培的大米和小米已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食物，但是，尽管粮食有了剩余，人们仍不局限于房前屋后，还要以采集、渔猎来作为生活的辅助性生产。

　　野外采集食物是史前人类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尉迟寺遗址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和植被对人类的生产利生活都提供了较优越的条件，人们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仍然重视采集活动，孢粉中反映出有毛榉科的栎属、栗属等植物种子果实，以及胡桃属、枫杨属等种子的果实，这些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食物来源。这类食物含有大量的淀粉，能提供充足的热量，是人类食物的一种补充。

　　采集利渔猎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人们直接向人自然猎取生活资料。这种狩猎活动可以不受季节和环境的限制而找到相应的食物。狩猎活动虽然是一种较原始的经济活动，但并没有被农业的发展所代替，因此，狩猎和渔猎经济发达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不代表农业经济的落后。应该说，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尉迟寺遗址的经济特征表明，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也促进了渔猎经济的繁荣。

　　我们的机先每天要徒步数十里或上百里，进森林、过草原、涉河流、游湖泊，进行广泛的猎取食物的生存活动。如今，留给我们可考的证据，除了狩猎工具有渔镖、鱼钩、骨镞、蚌镞、石镞外，还有数十种野生动物的骨骼，主要见有虎、梅花鹿、獐、圣水牛、黄牛、麋鹿、麂、海螺、河蚌、家猪、野猪、狗、田螺、鱼、鳖、鸟、鸡、兔、獾等。可想而知，这些野生动物不会白己送上猎人的家门，应是人们在野外猎取而来，可见原始人每天徒步行走的活动量非常大。至于当时的人们有没有车、有没有船等交通工具，如今不得而知，即使有车或船，这些容易腐烂的物质，也早己无证可考了。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丧葬篇 尉迟寺人生活在浓厚的宗教环境中，生老病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解的谜团

　　可以说，在距今5000年前后，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人们了解了一些自然现象，但对于同伴的突然死亡，小孩的无辜夭折，仍是一种不可抵御的事。今天，我们无法否认在5000年的时候生活环境的恶劣，洪水的突然爆发、野兽的袭击、疾病的折磨等等一些想不到的自然灾害，都会随时夺取人们的生命。根据尉迟寺遗址出土的墓葬来看，儿童的死亡率占墓葬总数的70％以上，大多数在半岁---三岁之间，可见婴幼儿夭折率之高。人们可望离去的同伴能死而复生，夭折的儿童能灵魂转世，因此，活着的人只有一个做法，用不同埋葬的方式寄托其中。

　　埋葬的方向，无论大人、小孩，头均向东南。东南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可望人死了如同太刚再升起一样，获得新生。对成年人的埋葬，普遍实行竖穴土坑墓，就是按人体的人小挖出土炕，让死者安然平卧。死者身边往往放入平时使用的生活用具，以求死者在阴间继续过止常人的生活。而对婴幼儿的埋葬比较特殊，也许是儿童死亡率高的原因，婴幼儿全部实行瓮棺葬，以求长时期保护儿童的尸体，通常是把生活用具中的陶器作为葬具进行埋葬，较小的婴儿常见的有鼎与罐、罐与盆、罐与盆、鼎与鼎的两件陶器相组合，较大的婴儿为四件、六件陶器相组合，有的把器底打掉相套后进行埋葬幼儿。

　　在尉迟寺遗址的大汶口文化中，还出现了一种高规格的儿童瓮棺葬，既是专门制造的一种大口尊作主葬具，这种器物，整体形状像个大炮弹，口径约40公分，高约70公分，呈尖底或圜底状，套入小孩后，口部再盖一件盆、罐之类的生活用具进行埋葬，这种大口尊在生活用具中不曾见到，而在其它地区的同类遗址中也不曾见这种埋葬方式，因此，尉迟寺遗址的儿童瓮棺葬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在这种大口尊的口沿之下，往往刻有类似于“日”、“月”、“山”形的陶刻符号，带有明显的宗教意识或等级上的不同。因此，大口尊也成了非同小可的陶制品。

　　大口尊最初发现于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的成人墓葬中，同样的符号也出现在同样器物的同一部位，如此巧合。山东莒县与安徽蒙城相距千里之遥，两地出现同样的器物同样的符号，是交换的物品吗?是他们携带笨重之物奔走千里之遥吗?学术界曾一时难以作山解释。中国科技人学科技考古研究室利用岩相鉴定及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对安徽尉迟 寺和山东陵阳河出土的带有刻划符号的大口尊陶器的产地利文化渊源，在矿物稀土元素地球化学及微结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分析的结果是，六个大口尊样品稀土元素分离程度并不高，都具有Eu的负异常，稀土分配形式基本一致，说明它们的矿物原料系同一成因，判定是当地取土，当地生产。尽管它们只有相同的文化特征，但不是贸易往来和交换的结构，而是文化渗透、交融所致。这就说明了当年的大汶口人是带着自己的文化从山东来到安徽继续发展，之不过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内涵，就是说，陵阳河的大口尊是作为成人墓葬中的随葬品出现，而尉迟寺的大口尊则全部作为儿童瓮棺葬的葬具出现，表现了大同中存小异的区别。这也是埋葬习俗，在尉迟寺类型中的显著特征之一。

　　无论是把大口尊作为成人墓的随葬品，还是作为专门埋葬儿童的葬具，但都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意识形态的转变和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更是显示了这种特殊器物在葬俗上的深奥意义。

　　尉迟寺遗址的大汶口人用专门制造的大口尊埋葬儿童，是对儿童的一种特殊关爱，一是可望长久保护儿童尸体，二是可望灵魂再生，寄托着无限的哀思。

　　正是这种大口尊，不仅给学术界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而且也给发掘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情趣。

　　1992年秋季的一天，当发掘工作正常进行时，突然，从一个探方中发山了振奋人心的叫声：这里出宝了!顿时，辖个探方围了个水泄不通。作为队长的我，也毫不客气的挤到人群前面，哇，的确是一件宝贝啊。大家指点着，这儿像太阳，这儿像月亮，这儿又像山。就这样，第一件带有刻划符号的大口尊出土了，这一发现，奵象给全体工作人员打了一针兴奋剂，长时间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带有刻划符号的大口尊真正成了一种具有轰动意义的发现，因为这种形制特别的宝贝，的的确确在黄淮地区还是第—次见到，它不仅证明了这种器物的出现，不是贸易交换的产物，而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同时还证明分布在大汶口文化区域之中的居民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内涵，而古老的尉迟寺人，在制造、使用这种器物时更具有深奥的意义，因为，这种器物是专门为埋葬儿童所制造，而类似于“日”、“月”、“山”形的刻划符号，也应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战争篇 父权制确立，阶段分化，贫富悬殊，是从对立到战争的导火线

　　尉迟寺的大汶口人，在此延续了约500年，当发展到距今4500年的时候，社会性质已完全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男人变成了家庭及氏族社会的主人，女人则下降到从属地位，财产私人占有加深了氏族间、聚落间矛盾的激化。

　　表现在阶级分化方面的考古资料主要从墓葬中反映出来，大汶口文化在晚期阶段，已能明显的看出富人墓和穷人墓的区别。在尉迟寺遗址，从清理的大汶口墓葬来看，有一部分成人男性墓随葬品相当丰富(这在其它遗址中也有相同的实例)，有的多达数十件或上百件，而且随葬的多以精品为主，并且还随葬具有财产象征的猪下颌骨，表现的完全是一种占有。而有些墓，毫无随葬品，只有一具骨架凄凉的躺在土坑中。

　　过多的占有激化了氏族间利部落间的矛盾，直至发生掠夺利战争。

　　墓葬中随葬的石钺，便是与战争有关的实物。其形状像农耕中的石铲，中间穿孔，但它并不是一件生产工具，而是—种武器，也可以说是战争存在的见证。另外，各种质料的箭头(镞)，除具有猎取动物的功能外，实际上也是一种带有“火药味”的武器。

　　聚落周围的大型围壕，如同今日的护城河，就是为阻挡外氏族的入侵而设置的一种防御工程。实际上，尉迟寺遗址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距今4500--5000年的时候，其社会性质己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而是转变到有阶级分化，有贫富贵贱之分的时代，因此，战争的出现，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结束篇 尉迟寺人使我们缩短了5000年的时空跨度

　　有人说,尉迟寺遗址是原始村，倒不如说是原始城，因为，我们从中已经看到了文明的曙光。从遗址中所表现的文化内容来说，它已经具备了文明时代的众多因素，无论是护城河还是护城墙，都是文明时代出现的基本要素，或说此时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当尉迟寺类型文化再向前发展时，将要被一个新的文化即龙山文化所代替，此时的文明社会已经成型，人类发展史上的野蛮时代彻底告退，社会也将跨入更加进步的时代。

　　当我们立足于这座古老村落的时候，已经跨越了5000年的时空，完全置身于5000年前原始人的田园生活环境中。当排排房子和品种繁多的生活用具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便浮现出当时千军万马共建家园和炊烟四起饭菜飘香的生活场面，我们好象也变成了原始民族的一员。已经相隔了5000年的田园生活，似乎还在散发着原始民族的生活气息，就像弹指一挥间，但又是如此漫长。我们的祖先正是利用手中那简陋的工具顽强不懈的发展着古老的文化，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有规律的发展到现在。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首5000年的原始生活，好象并不那么遥远。

　　当我们走出这处古老的原始聚落时，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思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吉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