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地理环境与古代文化的发展、与古代农业的发展以及与人类经济生活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决定了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尉迟寺遗址出土了较多关于动植物的资料，使我们对当时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形态有了一个基本了解。
自然生态环境的特点： 尉迟寺遗址位于淮河北部，该地区处于华北平原与江淮丘陵的过渡地带，属于黄河与淮河长期冲击泥沙形成的冲积平原的一部分，海拔低，地下水位高，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沿淮河有如涡河、西淝河、颖河、北淝河、浍河、沱河等众多支流，由西北向东南注入淮河。史前时期人类的许多活动尤其生产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根据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野生动物的生态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当时遗址周围的地貌、植被及气候等自然环境。
尉迟寺遗址有大汶口晚期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阶段的堆积，其中大汶口文化堆积比龙山文化堆积好得多。根据文化堆积中出土的动物遗骸种属鉴定和它们所代表的生态环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与水相关的动物中，除鱼离不开水外，田螺生活在水草茂盛的湖泊、河流、河沟及稻田里；2）虎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是密林深处；3）梅花鹿需要平原或山地的林间灌木丛；4）麋鹿则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平原、沼泽是理想的环境；5）獐则生活在沿江湖两岸的湿地、苔草地、芦苇地中。上述野生动物大多存在于尉迟寺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两种堆积中。根据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的特殊要求，推断尉迟寺遗址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大致接近：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遗址周围的地势较平坦，水域较广阔，遗址附近有茂密的森林。麋鹿和獐在遗址中从早到晚，数量逐步减少，这一现象说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阶段，尉迟寺遗址周围沼泽地带的范围在缩小；另外，蚌类和田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在数量上是前者多后者少，而龙山文化阶段则正好相反，这一数量上的变化表明了自然环境的某些变化。有学者认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气候曾有过一个较大的变化，即由温暖湿润向干凉转变，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动物群所反映出环境的变化与之正好一致
。
植物孢粉分析与动物种属鉴定对复原古代环境同样重要，考古人员从第三发掘区T2723的西剖面从上到下共采取了11个样品，其中第六层下部的样品（1号）分析发现了多种植物的孢粉，所代表的种属有如下特点：芸香科、木樨科、冬青属属于亚热带种属的植物；铁杉属、柳杉属、金缕梅科、水青冈属等常绿乔木属于亚热带植物；而半常绿或落叶类乔木、小乔木、灌木的栎属、栗属、桦木属、榛属、胡桃属、枫杨属、鼠李科等种属表现出温带气候的某些特点。总之，孢粉分析结果表现出大汶口文化晚期淮北地区的气候结构具有热带、亚热带分布特点。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阶段还没有表现出气候降温的影响，当时环境气候的年平均温度比之现在大约高出2度。
植物孢粉发现结果表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自然气候的特点，与动物种属遗迹所得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经济形态 ：
一、 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的经济特点 1、稳定的农业经济 史前时期的农业生产与自然地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并由自然环境和
文化传统的影响，决定了农耕的方式和内容。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生态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以种植谷类作物为主，形成了适应北方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特点的旱地农作物系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史前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形成了适应南方属于热带温湿润季风气候特点的水田作物系统。一般认为淮河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淮河以北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农业经济形态属于北方特点，淮河以南属于南方特点。
农业经济形态分析的最直接证据之一是农作物本身，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阶段的农业状况基本相同，都同时种植两种农作物。在大汶口聚落遗存9号建筑基址中的F29的西墙附近，发现有密集而明显地碳化小颗粒，经浮选处理，个体清晰，经鉴定是粟的碳化颗粒。另外建筑基址出土的不少烧土块中都含有稻壳痕迹。为此我们根据植物学研究特点，采用不同方法取得了两组土样。第一组是按地层堆积分层取样，选择探方T4111，从地表向下的八个地层中分别取样，共8个样品；第二组是按地层堆积的不同深度取样，选择探方T3627北壁剖面，从距地表30厘米向下，每隔15厘米取一个土样，共获11个样品。两组样品测试结果基本一致，龙山文化阶段和大汶口文化阶段都发现粟类和稻类两种农作物硅酸体。
第一组测试结果表明，谷壳硅化表皮碎片含量从上到下呈增高的趋势，稻壳硅化表皮碎片从下向上呈增多趋势；第二组样品测试结果与第一组基本相同。说明在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粟类作物仍是主要的农作物，同时也少量种植稻类作物。龙山文化阶段，稻类作物的种植规模和面积增大了，而粟类作物仍然是一种主要的农作物。根据动物群体的变化，这一地区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上曾发生较大的变化，即由温暖湿润向干凉转变。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并没影响当时水稻的种植，说明人们与自然抗争能力的加强。同时也与文化交流、生产水平提高等多种因素有关。
水稻属于禾本科植物，是一种喜水的农作物，它不但需要有适应的自然条件，还需要有良好的土壤、种植经验，以及灌溉及排水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水稻的种植还不完全属于一种因地制宜的产物。尉迟寺遗址有大规模的建筑群体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它对农业经济发展也是个可靠的保障。
用于农业生产工具的质料多样化，其中包括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等，其中石器仍是最主要的一类工具。据统计，含残石器在内，石锛有148件、石斧28件、石钺63件、磨盘和磨石80件、磨棒6件、另外还有石铲、石镰、石刀等；蚌质生产工具较为普遍，其中包括蚌镰、蚌刀、蚌铲和蚌镞等。这些工具大都器形规整，磨制精细。其类型基本反映了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从开垦农田、翻土播种，最后到收割脱粒，基本是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生产工具。出土的大型陶器，如尊、大口直壁缸等应是具有存储功能的贮存器，当然包括贮存粮食。排房基址中小型房址具有储存功能，它既是社会结构内部变化的结果，也与经济发展相关。
遗存中出土了大量水器、容器，一般认为这类器物与酿酒和饮酒有关。酒的酿造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酿酒业的兴起只有在粮食有剩余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尉迟寺遗址大量酒具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剩余粮食用来酿酒，从一个侧面说明农业经济的发展已能满足社会中非生活必须的消费。
2、 渔猪经济和采集活动
尉迟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遗骸，经鉴定其中有无脊椎动物2种，脊椎动物16种。计有田螺、蚌、鱼、鳖、鸟、鸡、兔、狗、獾、虎、家猪、野猪、麂、梅花鹿、麋鹿、獐、圣水牛、黄牛等18种动物。当时的自然景观与现在不同。周围有相当丰富的水源，能使人们捕捞到可食的水产品。遗址附近茂密的森林，是野生动物活动的空间，也为人们的狩猎提供了可靠的来源。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渔猎工具，其中以镞和矛最为常见，这些工具用于狩猎的对象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基本相符。
野外采集食物是史前人类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尉迟寺遗址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和植被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提供了较优越的条件。人们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仍然会注重采集活动的。孢粉所反映出有山毛榉科的栎属、栗属等植物种子果实，以及榛属、胡桃属、枫杨属等种子的果实，也可食用。也一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食物来源。这类植物含有大量淀粉，能提供充足的热量，是人类食物的一种补充。
采集和渔猎，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人们直接向大自然获取生活资料。该项活动在不同季节、不同环境都可找到相应的食物。因而采集和渔猎始终是人类食物来源的一项重要活动。虽说它是一种较原始的经济方式，但并没被农业的发展所代替。因此狩猎或渔猎经济发达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不代表农业经济的落后。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尉迟寺遗址的经济特征表明，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了渔猎经济的繁荣。
3、发达的家畜饲养
家畜饲养业发展与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经验积累密切相关。狗是最先成为人类朋友的动物，尉迟寺遗址发现较完整的狗的头骨3具，其它部位骨骼等大约40件左右；遗址中出土最多的是家猪骨骼，完整猪的头骨4具，其它部位骨骼大小计649块。同时发现7个兽坑中，除一个是狗坑外，其余6个均是家猪。另外还发现了黄牛的遗骸。这三种家畜骨骼狗占5％，家猪
占51％，黄牛占0.7％。基本占包括野生动物在内整体数量的56.7，几乎占到一半。可以说饲养业已有相当的规模。
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经济形态的特点：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兼种稻类作物的农业经济为主要经济活动；较大范围的狩猎和采集活动；一定规模的家畜饲养等。其经济活动的特点是以农业经济为主，采集活动为辅；家畜饲养和渔猎活动同时存在的多样化的综合经济。
二、 尉迟寺龙山文化遗存的经济特点
尉迟寺遗址龙山文化阶段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中，具有较典型生活习性的野生动物有田螺、蚌、鱼、虎、梅花鹿、麋鹿等。由于它们对自然环境有着特定的要求，因此是推断当时生态环境有利的证据。上述野生动物既存在于该遗址大汶口文化堆积中，也发现于龙山文化堆积中。由此推断尉迟寺遗址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大致接近。遗址周围的地势较平坦，水域较广阔，遗址附近有茂密的森林，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正如上面所述，遗址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阶段出土的蚌类和田螺，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变化，袁靖先生推断可能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联。就是说龙山文化阶段，气候上出现由温暖湿润向干凉的转变。但这种变化尚未对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
尉迟寺遗址龙山文化堆积毁坏严重，出土的完整实物资料较少，反映生产活动的各类工具数量有限。因此对其生产活动的了解和发展水平的评估还有一定困难，但根据动植物种属和数量的分析结果仍可看出当时生产活动的一定内容。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文化阶段也是既种植粟类作物也种植稻类作物，稻作的种植比大汶口文化晚期有所发展。当然测试的标本仅有两组，其结果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两类对自然环境要求不同的农作物同时种植，不能不是当时生产能力和水平的一种体现。尤其龙山阶段气候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种植水稻更需要人们的经验和应付自然的能力。
家畜以养猪为主，猪占所测动物骨骼的49％，另外还有牛和狗。从饲养的家畜种类和规模上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基本相同；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大体相同，鹿仍然是人们狩猎的首选对象。虽然受资料所限，还不能全面了解尉迟寺遗址龙山文化经济形态及其特点。但就现有资料来讲，尉迟寺龙山文化遗存的经济活动大体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相同：根据硅酸体分析结果，稻作的种植无论从规模还是水平上，都超过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粟类的种植还应是主要的生产活动；狩猎和采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动；家畜饲养的种类并未超出大汶口晚期阶段。因此尉迟寺经济活动与大汶口晚期大体相同，也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开展家畜饲养、采集和渔猎等活动的综合经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