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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聚落，尉迟寺遗址应该是有许多的物质要素构成的综合性实体，除各种类型的房屋外，防御设施，经济设施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公共设施等，都不能孤立存在，应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我们研究聚落本质时，不能只注意它的面积和房间的数量，而是要根据特殊的结构所表现的居住内容。
根据考古资料，排房多出现在新石器时代较晚期阶段，这一时期，属于聚落遗存的稳固发展时期，随着农业工具的增加，农耕经济的发展，聚落规模也随之扩大，与此同时，聚落也发生分化。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聚落与聚落之间，而且也表现在聚落内部多样化的布局。尉迟寺遗址的红烧土排房，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一种较先进的建筑形式，它既与前期的半地穴建筑有源的关系，又与后期的“宫室”建筑有渊的发展。尉迟寺遗址的多组排房，既不同于象前面列举的雕龙碑遗址的多间套房，也不同于姜寨的向心式布局，同时，也与下王岗遗址的长屋具有区别，它一方面保留了半地穴（浅穴式）那种古老的建筑传统，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以烧烤为特点的先进的建筑形式。从这一点讲，它确确实实构成了一个文化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尉迟寺遗址的排房，为后来广大农村中普遍流行的大北房提供了祖型。
从尉迟寺聚落，明显地看出了当时的自然环境与聚落构成的基本要素，因为一个聚落，能够得以长期维护和发展，必需要有较为可靠的物质条件，这个物质条件首先依赖于自然，也就是说，周围必须有可耕的农田，并且能有利的进行饲养、狩猎和其他经济活动，为人们提供衣食的空间，这样才能使聚落的稳固成为可能。
尉迟寺遗址位于淮河之北，黄河之南的皖北，与苏、鲁、豫三省相邻，其地理位置，正处在黄河与淮河的冲击平原上。这个地区为华北平原与江淮丘陵的过渡地带，实际上，属于黄河与淮河长期冲击所形成的冲击平原的一部分。由于这个地区为我国南北两方的重要分界线，所以，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光热资源丰富等自然条件，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成为明显的优势。
另外，土壤肥沃，土质疏松，也是自然条件中的客观优势，在农业生产方面，从原始社会起，就适应着各种生产工具的使用，有效的发展着农耕经济。考古资料已经证实了黄淮地区在我国古代，无论是气温、降水，还是植被、土质等自然条件，都比现在优越的多。正因为如此，使这一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得以开发，并由山前的平原地带逐渐向冲击平原和海积平原发展。由于黄淮地区的许多有利条件，才使得在很早的古代，就成为我国民族文化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早期人口重要的分布区。
上面提到的优越环境，正是尉迟寺聚落赖以维系的物质要素，正象古文中所说，“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从这点看，尉迟寺又具有农耕聚落的性质。
尉迟寺遗址的红烧土排房建筑是一个历史现象，在建筑风格和建筑技术上，体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的共同特点。从规模及形式，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为了解皖北地区原始社会末期的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古建筑专家杨鸿勋先生曾这样认为，作为社会情况的反映，建筑具有墓葬不能替代的作用，只有二者的结合对照，才能较全面的了解当时的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及历史演变的过程。
所以，一个聚落遗存的规模以及所反映的社会性质，除表现在房屋建筑方面外，墓葬资料也将会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结构的变化。
尉迟寺遗址有着丰富的墓葬资料，在该遗址中，已经清理出的与房子同时代的墓葬达192座。墓葬分为成人墓和儿童墓两大类，成人墓均为竖穴土炕，儿童墓则全部流行瓮棺葬。这种埋葬方式，是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成人墓中，除竖穴土坑外，还有一部分带有生土二层台的墓葬，此类墓的规格都比较高，一是墓穴较大，二是随葬器物丰富。而有些成人墓，则无任何随葬品，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从墓葬中可以看到，尉迟寺聚落内部的居民，已经出现了财富和社会地位上的两极分化。儿童瓮棺葬共清理出102座，占到墓葬总数的一半以上。瓮棺葬除用一般的生活用具作葬具外，而更多的是用大口瓮作葬具。大口瓮在房址出土的生活器类中尚无见到，看来是一种专门为埋葬儿童而制造的器具。
值得提出的是，在大口瓮上共发现四例刻划着类似于“日、月、山”图形的符号，这种图形曾在山东凌阳河等地发现过。尽管对这种图形的含义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但它作为一种现象，在一种文化不同的地点连续出现，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它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域，表现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并通过象形图案表现出原始居民心灵深处的思维。
尉迟寺遗址的年代距今4600－－4800年，在社会发展史上，属于重大的转折时代，因此在聚落形态上，出现了聚落与聚落之间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而在聚落内部，虽然不存在战争，但不平等现象显而易见，如房间的面积有大有小，组合的有长有短，显然体现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区别。而墓葬中的贫富分化现象也十分明显，随葬品的丰富和完全没有，又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显著特点。这都是由史前走向文明的重要的过度现象，也正是由这些因素，才迎来了文明社会的曙光。
从1992年以后，考古所投入了很大的力量，逐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揭露，获得的资料不仅有墓葬，更重要的是风格独特的大型红烧土排房建筑。这对研究大汶口文化聚落形态，地域性文化特点以及当时的社会结构，古代文明的起源等问题，无疑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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