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27日　　星期二 晴于蒙城(上任第61天离卸任还有669天)

　　“无奸不商”、“无商不奸”是我从小儿耳朵里灌的东西。

　　后来，看了沙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觉着商人太“恶心”了。

　　再后来，在革命大熔炉里连蒸带煮的一过火儿，更烦商人了。

　　再再后来，说了相声。就要接触很多商人。特别是很多商人喜欢我的相声。这我就难了。感激也是真感激，毕竟是一份厚爱。但总有一丝不屑和敬而远之。

　　假如让我重选择职业，假如只有360行，我第一选教师，第二选医生，第三选军人，第四选记者，第五选科学家……选到359行时，都轮不上想当商人。 　　一次非常偶然，但一定也是非常必然的会面，使我从此改变了对商人的看法。

　　1996年的一天，宁夏电视台要搞一台电视节目，想请我出任主持人。问我有没有兴趣？是否有时间？出场费多少？

　　我说：“兴趣和时间我有，至于出场费嘛……我的出场费很高的，你打算给多少？”

　　“牛哥，宁夏属于不发达的地区，经济条件……您看出场费能不能……”

　　“哎呀，我倒不是非要多少钱，问题你给少了显得我身价太低”。

　　“牛老师，您……说多少钱吧？”

　　“不过，我也可以不要钱，但你必须满足我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让我见一个人。”

　　“谁？”

　　“张贤亮。你只要安排我能见上张贤亮一面儿，聊20分钟，我一分钱劳务费不要”。

　　就见上张贤亮了，就聊了20分钟又一个20分钟……一气儿聊了10个20分钟。从此我们兄弟相称。

　　我仰慕贤亮兄和他的作品，求见他是为了丰富我的《牛眼看家》系列摄影工程。

　　当时贤亮兄率先下海经商，在文坛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时隔五年，贤亮兄几句话像刻在我脑子里一样。

　　“我必须挣钱。多一分钱多一个创作的自由。”

　　“就文学创作而言，对作家而言，想写商人，就要采访商人。再说采访难道还比亲自经商，血本无归，就要跳楼了，对商海的感悟更为深切吗？” 　　贤亮兄给我讲了一个商人的故事：

　　文革初期，在山西某县，召开批斗会，批的是一个地主兼资本家，其实是一个解放前票号(相当于小银行)的老长柜(相当于老板)。批斗会上这老头儿给打的鼻青脸肿。大家都批累了，就散会了，各回各个家。老头儿没回家，到军代表的住处敲门。军代表一开门，老头忙儿说：

　　“我是反革命，我有罪，您是刚调来的军代表吧？”

　　“……什么事啊？”

　　“我是反革命我有罪，您是叫什么什么名字吗？” 　　

“你要干嘛”？

　　“我是反革命我有罪，您20多年前就叫这个名字吗”？

　　“废话！”

　　“我是反革命我有罪，抗日的时候您是不是在这一带当过交通员？”

　　“……是啊！”

　　“我是反革命我有罪，您是不是在那什么什么票号存过多少多少钱？”

　　“……是啊。”

　　“我是反革命我有罪，您能上我家去一趟吗？”

　　“……？”

　　“我是反革命我有罪。我要有别的意思，您再斗我，斗死我。”

　　老头儿带路，军代表跟着就上他们家去了。

　　进了院子，老头儿把门插上，走到一棵老槐树下，拿把铁锹。一会儿挖出一口缸，缸里有一大包，里三层外三层打开全是大洋。 　　“这是您当年存的，连本带息一共多少多少，这是收据。当时是我爹收的，收了钱，就打仗了，兵荒马乱的，估计您就找不着我们了。我爹临咽气的时候，把这收据交给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想法儿找着您，把钱还给您。说咱是商人，商人最重要的是信用。说我这辈子要找不着，让我儿子、孙子接着找，总算找着您了，我是反革命我有罪。您过过数儿。”

　　军代表当时破口大骂：“以后我要再搞什么他妈的阶级斗争，我就是他妈狗狼养的！！”

　　贤亮兄讲的时候，有名儿有姓，有时间有地址，有钱数儿的。我脑子不行，只记得大概，但对商人的看法儿从此变了。 　　如今，我也成了商人。一下钻进钱眼儿里——绝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说是当官儿，说是从政。其实，更象经商。

　　现在想想贤亮兄关于商人的故事，多了一份体味。

　　现在谁要再说“无奸不商，无商不奸”，我猜出不了这么三种人：

　　①从未经商的人。

　　②不会经商的人。

　　③经商怎么也干不大的人。

　　我最近交往的商人太多了，他们不容易，了不起，很可靠，也非常伟大。这可能是一批最舍不得浪费的人群。 　　我喜欢商人，我喜欢经商。

　　假如让我重新选择就业，假如只有360行，我一定首选商人。

　　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多好玩儿啊！

—庄重承诺：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仅仅是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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